【摘要】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催生变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机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利益矛盾、实力差距、价值冲突三大难题，如何破解难题，考验中国智慧和世界认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壮大实力、主动作为，敢于斗争、搭好平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选择和现实出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倡议提出到愿景阐述，从清晰目标到具体行动，从中国主张到进入联合国文件，已经走过了8年历程，产生了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尽管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真正得到世界各国更广泛的认同和更深入的积极合作践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时代发展潮流中蕴藏的机遇与挑战，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兹事体大，不可不察。西方学者大都认为，世界权力中心随着各国实力对比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现实中，从1648年欧洲30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经济和军事强国在国际上崛起并主导世界，国际格局在不同国家实力消长变化甚至战争中不断演化。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发现21世纪以来的世界权力消长呈现新的特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接近4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美、日、英等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则逐渐下降。新兴大国不再是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而是依靠发挥自身优势、抓住全球化机遇发展起来的。对所谓的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发展中国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只是随着参与国际事务程度加深，新兴国家越来越主张全球治理体系应该更加开放、包容，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定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变化面临“破”与“立”角力的关键时刻，恰恰需要我们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通过合作协商、相互协调，而不是对抗战争、零和博弈来处理矛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客观之需亟待强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自觉。“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少难题和挑战涉及人类文明能否延续，攸关人类生存。面对共同挑战，各国命运休戚与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通力协作。还要看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后，各民族和国家一体化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有利条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专题研究成果表明，80%的全球生产经营活动已被纳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服务体系。人为地筑墙、割裂、扎篱笆，远不如拆墙、携手更符合时代潮流。而且，当前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更加速了世界历史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和人类未来走向，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性力量。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新契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只与苏联、东欧等十几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目前与180多个国家建交；从游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到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手，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变化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时代。我国对世界的依靠、世界对我国的依靠都在不断加深。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面对这样迅速发展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都有疑问：中国将如何抉择、作何贡献？中国将与他国怎样相处，又将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国正在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行动作出回答。“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发展起来以后仍然不忘和平的初心，不忘合作的使命，把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大同的主线贯穿始终。2017年初，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5个维度描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那就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但是，美好愿景绝不会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而是面临着不少风险挑战。利益难题。以各个民族国家为主体，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参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必需。目前各个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使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交汇点不断扩大，而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决策和选择是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所以不少国家之间矛盾根深蒂固、利益错综复杂，对抗对立仍属常态。尤其是一些大国将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世界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谋求自己的霸权利益。这种仅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的理念和行为使国家主体之间的摩擦不断，共同利益形成十分艰难。中国经过多年的独立发展日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却越来越将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威胁和压力，并想方设法阻挠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国与其他国家既存在优势互补，也有差异矛盾，如何开发更多优势互补的非对抗部分，开创对话与合作的新机制？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一大难题。实力差距。当前的世界体系仍是资本主义主导、基于实力而不平等的结构性体系，不同国家间实力差距往往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规则困境。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控制着新型、高附加值产业，在全球形成了以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同，结果是“资本奔向全球，但利润却流向西方”。发展中国家依旧处于不利地位，南北之间的实力差距仍然不小，针对第三方的排他性集团结盟还有相当市场。以信息技术为例，这一领域主要包括芯片/半导体、软件/操作系统、通信三大块，落实到具体产业就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软件互联网云计算、通信和智能手机。目前，中国在通信和智能手机终端市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等核心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难以撼动美国的垄断地位，在软件、互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最为薄弱。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掌控着占利润绝对值的先进科学技术，它们在国际秩序、经济贸易规则制定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往往带有利己性。这对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带来巨大障碍。价值冲突。东西方历史境遇不同，产生不同文化，秉持不同的价值标准。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因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产生价值认同困难。通常而言，西方外交思想信奉狭隘的地缘政治学，倡导用丛林法则解决国际问题；而中国文化带有“仁”“和”气质，注重和平协商。正如亨廷顿所说：“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价值认同的危机，进而引发西方世界普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正当性的质疑。基辛格曾经说，美中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但美国人相信，可以通过教化，比如传教，来改变其他国家的价值观。美国人寻求别人皈依，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西方大多数政要、思想家乃至普通民众很难理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和平、合作的核心价值和最大善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于解决世界难题的共同价值内容很难达成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一方胜利就是另一方失败”这种零和思维和丛林法则的挑战。正如基辛格所说，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更是如此，难免曲折、痛苦与艰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持续培育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斗争求团结、促合作、谋共赢，“三大难题”就一定能够成功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定“踏平坎坷成大道”。壮大实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只有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发挥已有的优势，才能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当前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一些领域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我们坚信只有把中国的经济融入全球合作和共赢，才能解决问题。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要以坚定不移的态度推进改革开放，依靠经济领域深厚实力、巨大潜力来持续扩大“朋友圈”，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扎实行动应对风险挑战。主动作为，打造影响世界的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社会上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六个方面共同价值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和合”理念，超越了西方“守成国—崛起国”话语框架下“均势—霸权”的秩序观以及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题中应有之义。西方的国际关系思想常常根据自身历史记忆和理论遗产，将各个国家都纳入“崛起国对抗守成国”的二元理论框架，并认为国际秩序处在“非均势即霸权”的状态。这种“国之交，你赢就是我输”的思维方式，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打击或者防范对方，很少考虑如何创造和分享机会。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权力中心主义”，认为国家之间、国际秩序都是围绕权力展开争夺，权力是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国家看作彼此命运共享、平等共赢的主体，而不是相互争夺权力的主体；强调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共同命运及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宣传所谓的普世价值，不惜推广自身民主政治模式，展现意识形态的霸权。这些年，西方世界对中国既有认知上的误读，更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时常使我们面临“挨骂”窘境。只有主动作为，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良好的文化舆论环境。要明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丰富其基本内容；讲好中国故事，讲优势也不回避困难和问题，构建完整的中国画面；避免苦难悲情心态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叙事中增加阳光、自信、包容的色彩；在国际场合加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表达和阐述，提高国际认同度。敢于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促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用合作共赢代替冲突对抗，但并不是一味地为了求合作、求团结而放弃原则，放弃核心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外宣示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也不断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我们党既有致力于世界和平的承诺，也有维护和平的底线。我们不仅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还要为全人类发展进步作出应有贡献。然而，一旦失去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改弦更张，安定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遭到破坏，中国就很难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因此，我们要在关系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作斗争，同贸易霸凌主义、西方颜色革命作斗争，同恐怖主义作斗争；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以斗争求团结、求合作、求共赢。建强抓手，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一带一路”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抓手。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深耕细作的新阶段，要深化贸易投资合作，推动双向开放；继续把互联互通作为重点，打破沿线和有关国家发展瓶颈；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促进沿线和有关国家创新能力的共同提升；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我们将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样板新模式。
作者：常培育，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6期，原标题“破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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